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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想型企业家的任正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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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理想主义和一般的理想主义有点不同，它是百炼成钢，还加入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化学元素和新型材料分子、比钢还强上百倍千倍的理想主义。
任正非的“关键词”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这样的话语气显得太坚定、太绝情、太逻辑了，这种气质往往体现在认死理、不留情面、毫无心机的人身上。
平常我们见到这样的人，会说这人太理想化。而熟悉华为的人知道，“生存”、“活下去”或类似意思的语言，正是任正非打理华为的表述基础，其重复使用率和“自我批判”、“在思想上艰苦奋斗”等等不相上下，共同构成了任正非的“关键词”，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俯拾皆是：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活下来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国际上的市场竞争法则是优胜劣汰，难做的时候，你多做一个合同，别人就少一个。兄弟公司之间竞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合同金额，这才是我们真实的出路。宁肯卖得低一些，一定要拿到现金，亏钱卖了就是拼消耗，看谁能耗到最后，谁消耗得最慢，谁就能活到最后。”
每一个词说出的几乎都是生存的艰辛、活着的受罪。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理想人格、那些忧国忧民的人、那些实实在在去干事情的人，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其实任正非很担心“难逃失败的命运”。他多次讲话表示华为不能做先烈，不能太超前，只需领先半步、领先“一英寸”。
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组织建设方面更加重视的是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改革、革命，生怕陷入北宋王安石改革一样的后果和命运。任正非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也要有理想，只不过他把理想的色彩埋得很深。
变形变灰的理想主义
任正非的理想主义色彩，常常被他自己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存危机感、对现实的残酷的清醒认识所掩盖、冲蚀，而若隐若现。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华为本身也很现实，只是任正非有时不经意间从言谈中就会流露出来理想主义色彩。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高级干部就越是要在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发挥主观能动性，鼓舞起队伍必胜的信心，引导队伍走向胜利。所有的领导们一定要像丹科一样，一定要像克劳塞维茨所形容的高级将领那样，在茫茫的黑暗中，鼓舞精神，激励斗志。大家鼓舞士气，高唱着歌向前，最后活下来的可能就是华为。”
这样的任正非会让人觉得华为这个公司很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最严厉、严肃的时候，还能让大家感觉到一股由理想主义带来的合理性。在中国“官场”文化里，人情味表现为江湖气，咋咋呼呼、拍胸搂肩、呼朋唤友，好像这才是人情味。这种现象处处可见，然而只有做到了合理性才是真正的人情味，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得到，它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当干部的，工资高，要请你的同事、部下吃饭……账就不要报了。”同样是吃饭，这却是一种真人情味。
任正非的理想主义色彩还表现为不教条，痛恨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在一次高层发展战略会议上，他一开头就抛出一句话：“大家说说，华为这么些年有什么经验教训？”
某位高层领导心直口快地说：“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生存的唯一……”
“屁话，”还没说完，任正非就打断了话头，“是增长、增长、增长!没有增长，华为早就垮掉了。明年我们还要大招人，销售额要翻番，至少要增长80%……”
什么时候说生存是唯一的理由，什么时候让你去过高雅的生活，又什么时候要你不顾一切地去抢单、签单，任正非不是随意乱说的。有没有一根准绳在后面起着调度作用？回答是有的，而且不是别的，就是他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
人情味，不教条，合理性，却没有江湖味，是任正非身上最有魅力的人际关系特征，在加上点冷幽默，构成了他对人的凝聚力的磁力。
任正非的理想主义和一般的理想主义有点不同，它是百炼成钢，还加入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化学元素和新型材料分子、比钢还强上百倍千倍的理想主义。这种变了形的理想主义由于具有现实可行性，是一种和一般现实中的常态做法有很大差异的行为模式。
企业家坐标
华为是以任正非这个坐标为基准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华为对任正非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华为是一个放大的任正非，一个任正非人格和能力的渗透场，也可以说华为是任正非自己的领地。
对于任正非来说，创业是他把生命变为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途径。因此在华为这个属于他的领地，任正非似乎终于找到了释放自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和愿望的地方。他的一切能力、见识、抱负和藏在心中从未说出过的观点，都有了用武之地。
对于纯粹投机、挣大钱，他没兴趣，至少不构成他创办华为后的支配性想法。他脑子里还是那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旋律。他从骨子里还是喜欢生产性、发明性的东西。
在华为，任正非有几句话“先生产、后生活”，“减人、增产、涨工资”等，让人感觉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代的话，但是他说出来却没有“极左”的味道，倒是流露出一股质朴和实干精神。
科研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对贝尔实验室的景仰之情胜过了爱情”。在华为坂田基地，所有的道路都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贝尔路、张衡路、居里夫人大道、冲之大道等。
在华为这个领地里，任正非一五一十地贯彻了自己的想法，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压抑和遮拦。“我们对外十分低调，但是对内却很高调。”
应该说也不是高调，而是在自己的领地充分地做自己：立功、立德、立言。通过这种方式，任正非把自己“设定”为企业坐标。这使得任正非和其他企业家、华为和其他高科技企业区别开来。
如果这个坐标没有延展、渗透至全公司并被全公司所接受、认同，华为可能就会像当初大多数所谓的技术企业一样，搞一点科研，搞一点生产，搞一点贸易，搞一点房地产……渐渐地什么来钱就搞什么，最后也可能会成功，能挣大钱，但绝达不到如今华为这样的高度。华为没有走上“万金油公司”之路，与任正非崇尚科技发明、重生产和重实业不无关系。
走最难的那条路
任正非的理想型有一种罕见的混合性，即把大道理与小道理天衣无缝地混在一起，让你觉得他讲的大道理一点不空洞无物，小道理一点也不鸡皮蒜毛、小题大做。
任正非的理想主义是相对于当今中国企业界严重的商人化倾向而言的，它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做了点本分的事情尽最大努力地诚实经营，服务尽可能为客户着想，建立团结合作、作风踏实的企业文化以吸引、凝聚员工，不营私舞弊、不拉帮结派，在研发上投入重金以开发出能和国外企业相竞争的产品和技术，如此等等，一点也不玄奥。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理想型是很好理解的概念，关键是实践。
任正非的理想型，从实践的角度，是“万路丛中我择其艰”——在无数条摆在企业面前的道路中，独独要挑选那最难走的一条。即在企业经营的几乎每个方面，走最基本因而也最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点滴努力取得进步，一点点获得客户给予的机会，每一个机会都不轻易浪费，而是要以此去证明华为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客户的要求，以此进一步吸引客户给予更多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华为的理想主义甚至够不上理想主义，反而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别的企业不走最基本的道路？”渡过了最初的艰难，华为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迅速找到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先是不自觉地“以市场为领地”，后来就变成了自觉的“服务好、质量好、成本低”，一方面又充满灰色和灵活性，在任正非的理想型驾驭之下，华为没有因此简化为一个捞钱的工具，而是在各方面进行改良、改进，保留了未来无限量发展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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