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来的狗仔队不同，早期的帕帕拉齐都是优秀的摄影师，有的来自新闻图片社，有的在二战期间做过战地记者。法国有一位叫雷蒙的帕帕拉齐，曾经凭对乍得战争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同时还是一位纪录片大师，多次在戛纳、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提名。

    帕帕拉齐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传到香港，改名“狗仔队”。这是个从香港警署刑事科移植而来的称呼，取材于刑事科调查案件的方式。上世纪50年代，他们擅长以跟踪、窃听的方式调查案件，“被称为小狗队”。这种调查方式被记者继承并发扬光大，遂得名“狗仔队”。

    狗仔队通常会开着摩托车或私家车，在目标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守候，伺机偷拍，并跟踪目标人物的车辆。他们甚至会地毯式搜查目标人物住过的酒店，不放过他们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帕帕拉齐或狗仔队的兴起，让炒作的生态发生了变化：它不仅让炒作的主动权从明星和经纪人转移到媒体，也使得两方由此前的合作关系转向对立。

    观众或读者的需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让人玩味。公众对于明星的需求，一开始大多是一些高尚的情感，后来越来越滑向偷窥欲。1995年，新创刊的《苹果日报》组建香港最早的狗仔队，宣称香港的所有名人都是偷拍目标。此举获得销量上的成功后，其他媒体纷纷效仿，狗仔队一时横行岛内。在找不到足够新闻源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制造新闻。2005年6月9日，郑秀文因私人理由缺席加盟东亚的签约仪式，引起外界揣测，从患淋巴癌到忧郁症再到自闭症，甚至传出了她的死讯。12月初，郑秀文因辞戏，再度被传自杀。

    不堪其扰的香港艺人，奋起反击。他们的武器有两个：一个是封口，一个是诉讼。1998年，香港最高法院判决《东方日报》在一起传媒诉讼中败诉，该报竟然派出狗仔队，连续3天跟踪上诉庭法官高奕晖。最终，该报总编被判入狱4个月，报社被判罚500万港元。

    此时的内地媒体环境，则要单纯得多。经纪人叶秀娥1990年入行的时候，大陆还鲜有炒作之说。她对艺人的包装很简单：新专辑出来后，她把卡带用泡沫纸包起来，到邮局发给全国800多个媒体，包括360多个电台DJ。对经纪公司来说，这是当时他们最重要的两笔支出之一。另一笔支出，是打给媒体的长途电话费。到王子月开始从业的2004年，业内对于炒作的态度，仍然止于“对于八卦媒体，唯恐避之不及”的水平。

    随即，网络的出现，让内地的炒作格局迅速改变。2005年，其貌不扬却懂得自我欣赏的“芙蓉姐姐”，靠在网上展示自认为完美的曲线走红。此后，网络红人开始在中国批量生产，天仙妹妹、二月丫头、流氓燕、小天女纷纷出笼。到“凤姐”开始走红时，业内普遍认为，在炒作这件事上，网络已经无所不能。

    一手把“天仙妹妹”和“凤姐”炒红的网络推手“浪兄”说，中国网络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开放性的平台，是“大口呼吸自由空气的窗口”；另一方面，与西方人喜欢户外的休闲方式不同，中国人偏爱户内的活动，以前是打麻将、斗地主，现在则是上网。可以说，对于等级观念浓厚的中国人来说，网络还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地位的捷径：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星地位，现在似乎触手可及。这个捷径就是炒作。

    关注源于一种稀缺性。明星受关注大多与演艺实力或出众的外表有关。而实力不逮的平民就只能靠其他方面的稀缺性。像芙蓉姐姐，她难以自拔的自恋，对公众来说是一种稀缺性；凤姐则凭借与自身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雷人言论，成为一种稀缺的景观。但猎奇心理很难形成一种持久的关注力。有些曾经名噪一时的网络红人，没过多久，就已经陷入少人问津的境地。落寞之余，还会对当初没有抓住机会心生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