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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改革一定是要打破原有的一些东西，建立新的秩序或规则，因而在进行改革时遇到阻力是常事，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就是一定要通过变革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向前转动的车轮不会改变，只是因各方面条件因素的不完备会影响改革的快慢而已，但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对社会改革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2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经济学观点
张维迎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他和米塞斯及其最著名的学生哈耶克一样，坚定地站在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边，相信看不见的手，对政府之手始终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他对企业家和创新的推崇则同熊彼特的思想一脉相承，2008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由罗纳德·科斯召集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上，张维迎在自己提交的论文的开篇即阐述道：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可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在他曾经出版过的著作中他将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且，和米塞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2009年的不少场合，他都将自己的演讲主旨定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中一次的演讲题目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些曾经让他备受欢迎的言论现在则让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即使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那么至少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规模地回归。
外部的环境迅速变化。“前段时间的危机表明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更没有想到。但是在危机之前，整体国际环境是在推动我们改革的，而危机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保守力量上升。”媒体报道，有一次他曾语带讥讽地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这种腔调显然与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满满的整个国家格格不人。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在给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电话中说：“亨利，现在我们的老师出问题了。”这个看似最坚挺的国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却仍然在对这种“坚挺”冷嘲热讽。不过显然，他的讥讽其实是作为经济学家对整个国家的自满的一种不满。他深知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深恐我们称之为“改革” 的行动就此停滞。“改革是需要有危机感的”，他反复说；而在他看来我们显然已经告别了这种危机感。
2 张教授对当前社会的忧思
大众和舆论的乐观与愤怒都让他感觉到恐慌——乐观是针对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乐观；愤怒则是对种种社会不公的愤怒。从2004年爆发的郎咸平与顾雏军之间关于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起，他开始将对“乌合之众”的担忧挂在嘴边。他甚至够买了几十本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送人阅读。“错误的理念直指目标，它不关心手段。人们愿意接受目标更高、更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采用这些理念，实际上可能走向反面。但是大众不会去反思，反而在开始时都为此很高兴。”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但我们的舆论似乎正在这样鼓吹，他说：“人性本身一直是没有变化的。人性就是要追求快乐。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是在引导如何去分配价值分配财富，而不是引导大家如何去创造财富。一个社会，如果你的舆论只是在谈论分配财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计划经济了。现在，我们的很多理念本身就是在反市场的。”
尽管出身农家（谈话中有一阵子，他有些伤感地回忆起他的家乡，他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但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像所有古代故事和传说中不受欢迎的坏消息使者一样。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不断发言，哪怕自己在不断被边缘化。“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判断，这就是大众。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这让他在谈论米塞斯的落寞和米塞斯学说的复仇时，有点像在谈论自己。“他相信他的这种逻辑。而事实上确实也是有逻辑存在的。任何人不按照这个逻辑去行事，迟早会面临危机。”
2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卓越
因为人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判断都是从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去判断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才需要科学，需要超脱一点的人从科学的、逻辑的角度去判断。其实关于我们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我们也一直都知道有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声音存在。但是原来大家，包括基层的人民和媒体，更多都是站在改革的这一边。那次可能是第一次情况倒过来了，好像媒体的声音更多的是站在另外一边。于是隐隐感觉，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了。原来我们讲的很多保守的东西，更多是在政治内部，老百姓一般还比较一致，而那次之后大家发现改革的反对者的声音变成来自基层群体的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在学院里争议是有，原来可能是在学术层面的、学者之间或者政府内部。但郎顾之争让他有时过境迁的感觉。之前，媒体人总是一有机会就开始宣传改革，包括体制内的媒体；普通百姓对改革的呼吁声也不断出现。大家都还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那一次，突然之间大众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这表明我们改革的势头和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他想到，有很多改革，如果不是在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下，你很难去做；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使去做，做的人也没底气。江平先生的口述自传里说，1980年代他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主管政法大学的司法部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问他政法大学由党委负责制转变成校长负责制，条件是不是成熟。问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当时存在着改革的氛围。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但有些地方却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这就有问题了。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性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要改革就要有底气，这很重要，一个组织里的领导，底气不足的话就很难想要去改变现状，更多想的其实是追求内部的平衡。他不是去追求卓越，更多想的是怎么让大家谁也不要去掀起波浪。改革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卓越。组织里面的两种气氛，一种是他能做好就去做，如果不行就给别人干；另外一种是他不行，但他也不让别人去做。任何组织都是如此，如果领导没有自信心的话就很少做事。
2 社会领导者的要求标准
社会的领导者非常重要。领导者之所以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远。如果你只是盯着脚底下，那肯定是要摔倒的；但是另一方面，要比别人看得远，这需要他更加有勇气，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而任何不确定本身就与他的行为有关。社会的不确定和自然的不确定不一样，自然界下雨不下雨与你的判断没关系，因为你是被动的；但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我们自身的行为有关。如果有人跟随你，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你能成功，你一定能成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你成功，所有人都支持你，都会帮助你；如果所有人认为你失败，你就失败，因为所有人都会反对你，你是孤家寡人了。
2 改革需要具备的条件
改革本身是需要危机感的。在1980年代我们是有危机感的，出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这么落后。那个时侯流行毛泽东多年前讲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很朴素，可见危机感是贯穿到每一个人，包括学生身上的。所以那时改革就是话语权，盛行改革，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当改革取得一些成果之后，这个危机感没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发展很快，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生活的人出国以后会发现，他们也就那么回事，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大家没有了危机感，更多的开始追求内部的平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状况：加上市场本身发展也会造成不平均。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改革需要有危机。危机一般是由少数人看出来的，但是在中国的1980年代，多数人都看得到危机，所以改革的冲动就特别大。现在呢，是只有极少数能看得见危机，大部分人看不到。很少有人看得到，看到也不说，或者看到了又没有底气来做。前一段时期的社会他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民怨可能会往两个方面走，它可以变成改革动力，也可以变成改革的阻力，看你怎么引导。
2 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危机，要有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
企业家这个群体也还是跟几年前有所不同。当然有些企业家还是很有信心，但是好多人似乎内心存在着不满。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满着不满。这和之前不同，之前是有不满的人，但也有满意的人。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富人不满，穷人也不满。
一些企业家的不满是针对经营环境的。因为自己的公司做得越来越好，必然要考虑经营环境，之前的山西煤矿事件、河北钢铁事件，其实是让企业家们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最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控制的资源多，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讨好消费者，给消费者卖东西，都不如跟政府搞好关系，结果是像浙江好多企业家都开始往政府方面靠。
当然，走什么道路（指偏向政府和偏向市场）可能都会有问题。但这次他觉得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是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潮流。这次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不一样。1997年东南亚危机之后，整个亚洲更加开放了。韩国和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政府绑架了经济，所以危机之后开始切断经济跟政府的关系。这次正好是倒过来，大家普遍认为好像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失灵的问题。
张教授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其实很有限。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我们认为坏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就看你怎么来看。他始终认为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危机，要有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只有危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很难。
结束语：
当前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上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对前面粗犷式改革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更需要一场更持久、更深入的改革的挑战，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关头，我们需要拿出更大智慧、更大勇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才能见到成效。我们还需要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多方面的改革，故此，如果能涌现出更多的忧国忧民、洞察先机、富有远见的有识之士带领大家去大力推行各方面的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速度，相信要在建国一百年之时“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的实现就将不是悬念！更多内容请关注www.wfst-hr.com
